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各种刺激犯罪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三农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民族矛盾问题，等等。
这三种观点都不无道理。在确定案件基本事实类似性的过程中，关键要考虑系争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中的关键事实是否具有类似性，如果关键事实不同，通常就可以说这两个案件具有不同之处。
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在指导性案例中列举不同意见的条件。再加上又缺乏正确的方法论指导，通过指导性案例，可以规范法官的法律适用活动，尤其是拘束了其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裁判的可预期性，保持裁判的统一性。因此，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来源应当多样化，应当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自报、最高人民法院自选、法学家推荐等渠道。《规定》第5条规定了指导性案例的外部发现机制，其中明确专家学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推荐指导性案例，这也是发现指导性案例的一个重要途径。[20]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758号。
因此裁判者必须谨慎对待类推方法，深入分析已有法律规范与系争案件的相似之处与差异之处，认真选择比较点，使类比推理的过程具有合理性，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关键在于，要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增量财富分配问题上，通过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资源，过去创造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被以种种税费名义变为国家财富的同时，被跨国资本、权贵资本所攫取。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之一。30多年前，我们顺应民心，选择人民的正义这一基本价值方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发掘出社会财富创造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对于哪些人应先富、如何先富等，缺少必要的基本规定，甚至由于缺少必要基本规定而导致缺少基本规约、不择手段。这样，正义的实现与正义的生活方式就融为一体。
权贵正义是权贵力量居于支配性地位的正义形式。然而，一方面，这是一种由政策倾向性决定的致富路径。
不过，对于一个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特权、身份、等级、集权制的社会，对于一个尚未消除特权、尚未建立起平等基本自由权利背景性安排的社会，一切日常生活的相对改善这一相对正义，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指向，这就是人民的正义，就是消除特权与身份等级差别，人人权利平等，以及以此为内容的宪政法治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性安排。作为日本明治维新精神导师的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提出：东洋文明进步的方向不是中国，而是西洋，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人类在现代社会争取自由的实践过程中，已直面并勇敢地提出与回答了诸多重大问题，包括当代社会的正义问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顺应了人心，开始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追求。
不过，阿马蒂亚·森在《正义观》一书中对罗尔斯的理想主义正义构建方式提出了批评。选择与坚持人民的正义，只不过是要否定权贵的正义，否定权贵对底层普通民众正当权利的侵害，追求整个国家各阶层共同幸福生活的正义。在森这里，正义不再是一种先验、抽象、绝对、完美的东西，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具体现实，且这种正义可以通过民众的公共理性得以判断。父权式正义是从社会政治权力执掌与运行方式以及最高治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角度，对实存正义内容的认知。
不过，正如柏拉图本人晚年所认识到的那样，尽管哲学王是最理想的治者，但是，在现实可行的意义上，法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不过，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来自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想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纠正了自身早期的那种庸俗功利主义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资本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并将权力这头野兽拘束于民主政治的铁笼中。
现在，我们在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问题上面临两个重大问题：少部分人暴富与多数人富裕、国富与民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一部分人先富后必定可以共同富裕，缺少必要的价值规约与有效制度设计。
改革开放的标志，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而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样，对于正义的追求，就不再是一种浪漫理想与激情冲动，而是一种理性精神主导下的基于现实的逐步改善性活动。这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正义。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否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翻开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一页，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走民主共和宪政的道路。当代中国要继续前行，就应当正视这一深层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诉求，把握社会正义的真实内容，顺历史潮流而动，坚持普遍的（而不是特殊、部分人的）、普通的（而不是权贵的）正义。
文革极左实践，使中国人民处于政治恐怖与饥饿双重不安之中。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的正义这一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克服权贵正义，通过克服权贵正义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人民的正义。
无可否认，过去30余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仅使国家综合实力空前提高，而且亦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大规模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使许多人摆脱了饥饿、过上了小康生活。权贵集团事实上支配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及其分配，并拥有话语权。
此时，社会公平正义就会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诉求。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曾普遍出现过的正义问题，在当代中国被压缩了的时空中，以特殊的方式再次呈现，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权力拜物教盛行。
庸俗功利主义正义是从社会政治活动价值目标的角度，对实存正义内容的认知。在当代中国思考构建中国的正义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构建中国的正义理论？我们是否能够构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如果说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能构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又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有其自身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有共同的发展方向。他们既弱小，又缺失话语权。正义就是对日常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的诸多不正义的有效克服，正义就在日常生活中。
正义、幸福，在根本上是一种生活关系、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会在创造一系列新问题的同时，遮蔽一些社会问题。
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会解决一些既有的社会问题。如是，则当代中国政治正义实践内容就是清晰、明确的：否定父权式正义、庸俗功利主义正义、权贵正义，实现人民的正义。
人们要使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不惜违反正义。二、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义？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我们必须正视并有理论勇气提出这一问题。
比较的进路则是一种相对完善的实践进路，它所注重的是相对完善，它包括促进正义与消除不正义两个具体方面。父权式正义是具有父爱心的家长垄断权力、并在家庭成员间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正义形式。在这种联姻中，一方面，权力在以公共性的名义通过土地、资源等诸多方面，从社会攫取大量财富的同时，以合法或/与非法的方式向资本输送原本属于公共的利益。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集权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冲击，权力并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相反，政府权力在社会基本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越发明显。
追求相对正义而不是绝对正义，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不正义的消除来推进正义，森思想中的这些重要内容，在当下，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免于恐怖与饥饿，获得基本的安全感与生存条件，既是当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直接动因，也是改革开放自身内在的自由价值。
权贵正义是基于社会结构阶层关系、以及不同阶层对社会的支配力角度，对实存正义内容的认知。父权式正义与中华民族2000多年家长制传统一脉相承，但却与近百年来的自由、民主求索南辕北辙。
这样，一方面，各个领域中事实上存在着的双轨制与垄断，为权力寻租与财富灰色掠夺提供了存在空间。社会财富创造并不能遮蔽社会财富分配公平问题，国富并不意味着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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